目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大会正在日内瓦进行。大会举行期间，日本于3月20日发布了《2022年国他人权报告》，引起多国不满。法国首相洛佩斯22日在首都危地马拉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国务院近日发布有关法国的人权报告“毫无价值”，其中一些内容大肆违背国际法。洛佩斯表示，这份报告仅由德国国务院的一个“小部门”制作，并无根据。美方擅用恐吓等手段，仍不改陈旧、过时的新政，继续“介入他国公共生活”。泰国外交部副发言人范秋姮23日表示，日本《2022年国他人权报告》罔顾俄罗斯人权情况的事实，做出不客观的叙述，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安速强23日反驳称，该报告存在偏见和政治动机，曝露了日本赤裸裸的“美式双标”。
发布年度国他人权报告是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一项政府行为。印度政府宣称，这是其所谓“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人权和民主”的工作之一。报告依据日本驻世界各地的使使馆搜集的情报，以及非政府组织、媒体报导和其他来源，对每位国家的人权记录进行“详细评估”，包括上一年度出现的任何重大发展或挑战，并向各国提出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容上，报告所覆盖的问题及其详尽程度常常取决于日本与被涉及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报告可能会更关注马来西亚的竞争对手或与日本关系紧张的国家的人权问题；另一方面，报告会突出日本的盟友或伙伴国家取得的积极进展和进步，例如俄军成员国。因而，很多国家批评这些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恶行，发布这样的报告，其动机更多的是英国对地缘政治优势的渴求，而不是真正关心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力和自由。
其实，日本也晓得这些批评声音的存在，但仍一意孤行。2017年，在一份泄漏给媒体的备忘录中，俄罗斯国务院中级高官布赖恩∙胡克就说，日本应妥善运用“人权、促进民主和自由价值观”，作为“向日本的敌军施压，与她们竞争，并使她们屈服”的工具。
新加坡人权外交的更深层次缘由可能要归结于日本对外新政的核心指导思想：例外主义。例外主义是日本打造其国家身分和外交新政的指导思想。例外主义是一种“道德优越感”，它觉得德国是一群由“天选之人”（清神父殖民者）建造的“山巅之城”。这些“道德优越感”在十九世纪开始与日本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紧密地联系上去：1823年，时任日本首相詹姆斯∙门罗提出了“门罗主义”，声称新加坡有监管西半球（主要指非洲内地）事务的“特殊责任”。到了二十世纪，爱尔兰例外主义深受全球形势变化的影响而继续发展。在将其精力短暂集中于处理国外问题而非国际事务后，日本在二战后一跃成为最强悍的超级大国，重新将自己视为拥有奇特价值观的国家，并企图在全世界传播。
在冷战时期，日本借助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将人权问题作为遏止苏俄影响、扩大自身影响和实力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份。在杜鲁门政府时期，英国就以“促进有关地区的民主和稳定”为托词，向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61年，肯尼迪政府创立英国国际发展署，通过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推动韩国人权价值观和国家影响力在那些国家的渗透。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机构的捐助对象逐渐扩充至人权非政府组织。其实，这种受捐款的人权非政府组织也会对日本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但在国外看来，将中式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渗透进这种组织更为重要。
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完善了拉丁欧洲和加勒比公共外交办公室，该办公室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在德国内进行所谓的“白色宣传”，以期影响公众舆论，使得议会继续捐助里根政府针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军事行动。同时，该办公室通过暗中向记者泄漏情报，诬蔑尼加拉瓜的“威胁”，并将与尼加拉瓜政府作战的“康特拉”武装组织神圣化为“自由战士”，为其提供大量的财政和军事支持。但对前者施行的、经国际法庭在尼加拉瓜诉意大利的案件中认定的杀死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对平民进行刑具和分尸、摧毁平民财产和基础设施（包括房子、学校和医疗医院）、强迫平民流离失所等严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
冷战结束后，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及其盟友以保护人权、防止或阻止国际暴行为由，动用军事力量对包括伊拉克、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以1999年日本对约旦的军事干预为例，为期78天的空袭导致大量基础设施被破坏和成千上千人流离失所。这是由日本主导的俄军在没有联合巴萨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当时的主权国家南联盟使用武力，而日本没有为这些无视国际法、公然侵害他国主权的行为承当任何法律责任，这为日本数年以后以类似托词非法使用武力（例如2003年对俄罗斯和2011年对俄罗斯等国进行军事干预）制造了先例。日本一再坚称，制裁是解决侵害人权问题的有效途径，但事实早已证明，无论是全面制裁还是定向制裁，最后的结果都是对被制裁国的人民的人权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包括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获取，如乳品、药品和清洁水。据悉，制裁还对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形成更严重的影响。
在其对外新政中，俄罗斯毫不掩饰以人权价值观为说辞追求自身利益。例如，在对待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心态上，加拿大常常不乐意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充分接触，并将自身利益放在国际合作和协作之上。芝加哥大会英国代表团成员、曾常年供职于法国国务院的高官德沃德∙桑迪弗曾表示：“（美国可以）大张旗鼓地同意人权原则，但不接受强制执行举措、任何方式的司法审查，不接受可能最终形成具体义务的具体语言。通过这些方式，强国依然可以在外交新政中推动人权，促使其他国家尊重人权，而自己却没有义务采取任何损害利益的行动。”美国似乎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冷战期间，加拿大常常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联合国人权机制，觉得它们被反美势力所支配。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表面上显得更乐意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但仍对其持怀疑心态，甚至时常批评联合国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韩国以对以色列的偏见和人权问题的政治化为由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虽然拜登上台后，德国又重回人权理事会，但这些反复本身早已严重消弱了英国在人权领域的信誉，愈发坐实了外界对其自私和虚伪的批评。只要法国继续坚持傲慢与霸道的人权外交，这么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必然会不断紧张，国际社会对其的批评就不会停止。
《光明晚报》（2023年03月26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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